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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富正在把知识产权战略升级为“大数据战略”
2014-05-10 09:54:00 阅读次
孙正义是“亚洲知识产权第一人”。他的每一个人生、事业拐弯可能都与知识产权息息相关。他的成功表明，日本深邃的“亡国文化”被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已形成全球性的知识、人才配置能力。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潜能依然“深不可测”。
一、“亚洲首富”擅长经营什么知识产权
从孙正义的经历看，他擅长经营四种知识产权。
（一）人生拐点阶段的知识产权
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人们需要去挖掘最优秀的人脑子中的知识产权。孙正义就是如此：
他的人生从16岁开始起飞。那一年，他坐飞机去东京，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著名商人藤田田。孙正义告诉他，自己以后要干一番大事，问后者有什么好建议。藤田田脑子中有一种知识产权，就是他对美日商机的体验和认知：使用美日两国的科技知识和商业人脉，可以通过廉价的服务对接、产品代理、移植创新、嫁接创新、集成创新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孙正义拿到这种知识产权后，用它缔造了数百家公司。
与藤田田对话后，孙正义决定从日本高中退学去美国留学。进入美国高中后，他学习了2周便决定退学并参加美国社区大学考试，结果发现连试卷的英文内容都看不懂。他考试失败后立即找大学校长谈话，不但说服校长先让他入学，而且挖掘到校长脑子中的一种知识产权：加州伯克利大学是全球最强大的大学系统的总校，学科齐备、人才鼎盛，有孙正义家乡那种摄人心魄的山海景观，学生体力最持久、旺盛，而且创新活跃、学风粗犷、不拘一格，最适合孙正义这种性格的年轻人。结果，他免试进入社区大学就读，不久又被校长推荐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系。
孙正义的求学方向从日本转向美国后，美国、日本、中国知识产权资源之间的大配置、大整合便开始了。
（二）创业起始阶段的知识产权
为了用学习强度减少学习时间，孙正义在裤子上缝了个大口袋，装上15支笔、几本书和一个计算器。这种不羁的扮相换来了挣钱的时间：他在日本-美国之间的航线上用频繁带货的方式搞小额“走私”。在贩卖私货的过程中，孙正义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巨大需求：能发声的电子词典。于是，他直接上门找到发音电子合成器领域的世界权威--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佛莱斯特博士，阐述了自己发明的内容--词典、液晶显示器、自动语音模块三个现有技术的组合，说服他指导自己撰写一篇保护上述产品的专利，还请求他开发几个样机。佛莱斯特博士觉得这种产品毫无发明高度，没有任何技术创新，实现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但还是答应了孙正义的请求，并同意在项目商业化成功之前不索取任何报酬。
不过，美国专利法的每一个规则都是人民诉讼选择的结果，符合大众的直觉、常识、好恶，与精英理性关系不大。作为大众的一员，孙正义对发明专利“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的直觉理解显然更符合美国专利司法实践，他的构思有很高的发明高度，完全具备专利性。
大学三年级时，孙正义携带发声电子词典样机和专利申请证书找到“日本电子产业之父”--佐佐木先生。后者当时担任夏普中央研究所所长。佐佐木认可孙正义的发明，同意支付4000万日元的专利许可费，还委托孙正义继续开发德语版、法语版的发声翻译软件。孙正义与夏普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总标的是1000万美元。
（三）点石成金阶段的知识产权
西方科技界盛赞比尔·盖茨是“福星”。与乔布斯擅长“糟蹋”自己的同学、创业伙伴、朋友、亲人不同，比尔·盖茨把自己一些中学、大学同学都变成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身家的巨富，所有沾上比尔·盖茨的创业伙伴、朋友、亲人都受其巨大恩惠。
不过，与比尔·盖茨相比，孙正义更像光芒万丈、泽被万物的太阳，除了把一大堆同学、创业伙伴、朋友、亲人推上成功之路，还把偶遇的一大批博士、记者、餐厅经理、濒临破产的创业者变成了伟大的企业家。
例如，回日本创业后，孙正义通过服务对接、产品代理、移植创新、嫁接创新、集成创新，把一大批凌乱、隐晦、沉睡、闲置、廉价的知识产权“点石成金”，让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凭借这些知识产权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进入美国电子出版行业后，孙正义用“美国藏宝图”加快了这种“点石成金”的速度，扩大了其规模。例如，孙正义在日本取得初步成功后，杀回美国市场，斥资约5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电子出版公司Ziff-Davis、Comdex等。与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等不同，后者是更逼近“原始研发数据、科技战场前线”的专业研究公司。
对这类美国公司的强力并购，实际上是日本情报产业二战以来的“里程碑事件”之一。与美国、中国不同，日本有大量私立情报学院，其毕业生收集、处理情报的技能极高。孙正义发起的这场并购，夺走了“美国藏宝图”，并把原先破碎、凌乱的藏宝图拼接起来，使之系统化，变成支撑日本科技产业“进军美国”的“战争地图”。
美国哪个角落有最新发明，谁发明了最新技术，哪个核心技术需要孵化资金，这个“战争地图”都可在第一时间通报给日本决策团队。为了保护这个“战争地图”，孙正义强力进军传媒产业。为了用好这个“战争地图”，孙正义在全集团发起奖励英文学习运动，普及英文办公，创办了网络情报大学、软银金融大学，并要求学员必须掌握英文、中文等外语。
随着高效组织体系的建立，孙正义对海量知识产权“点石成金”的能力将大大增强，日本、美国、中国等地区更多的知识、人才资源将被其配置成所向无敌的“市场冲锋队”。
（四）攻城拔地阶段的知识产权
在大数据时代，获取通信、金融、买卖数据流，这是企业制胜的关键。知识产权资产的核心内容将变成海量数据；数据将取代专利、商标、版权等，成为最主要、最重要的一种知识产权。随着大批科技企业签署交叉许可协议，放弃专利竞赛，投身大数据竞赛，西方大国的知识产权战略自然也将蜕变为大数据战略。
为此，孙正义在收购日本沃达丰、收购日本债券银行、控股阿里巴巴后，把大数据战略，即知识产权战略的“战场中心”转移到美国。如2013年7月12日，软银集团宣布，公司斥资216亿美元收购美国通信巨头Sprint的交易已完成，同时宣布，软银还将对Sprint注资160亿美元，建设LTE网络。孙正义毫不掩饰其目标：软银要做世界第一通讯巨头，在软银的“数据云中保存全世界的记忆”。
从软银目前的发展看，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已进入在海外“攻城拔地”的关键阶段。即使软银失败，它孵化的组织体系、人才队伍、信息网络还会迅速缔造出新的企业集团，继续合成新的“战场动作”。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买卖领域的大数据源头早已被孙正义俘获，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通信、金融部门不堪一击，只要放开市场限制，软银很容易通过网络通信、虚拟金融等层出不穷的“蚕食性”创新业务，最终俘获中国通信、金融巨头。
在操作大数据战略，即知识产权战略方面，中国整个国家体制、资本体系、企业产权治理、社会知识治理可能都在沉睡。相反，日本早已觉醒。如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就喊出了“教育私有化是民族再生之本”的口号，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发起了极其惨烈的邮政、金融、企业、社保私有化运动。这些改革已帮助日本完成面向大数据战略的社会转型。孙正义能从这种社会迅速获取资本、知识、人才，支撑其对美国、中国发起更强悍、灵活、高效的市场进攻。在“攻城拔地”的国际知识产权大决战阶段，日本的孙正义们将刺破“国家力量无所不能”的神话，正如近代史上，日本私营财阀曾刺破大清和民国官办企业不可战胜的神话。
二、“亚洲首富”最看重什么知识产权
出人意料的是，孙正义最看重的知识产权远非上述四种。乔布斯、比尔·盖茨最看重的知识产权在虚无的内心深处，没有历史传承，很容易误入歧途。
与他们不同，孙正义每年“闭关”一次，用他最看重的一种知识产权重新解读自己的《孙孙兵法》，把情报和决策部门汇总的报告转化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兵棋推演”。他最看重的知识产权也在内心深处，但有历史传承，不会让他误入歧途。
孙正义曾指出，很多家族传承智慧、真相与美德的能力远超过任何国家。那些仅适合被家族传承的信息、知识、体验通过血脉的自然垄断获得了专有权或排他权，成为一种最宝贵的知识产权。
一个从甘肃天水兴起的家族就是如此。
它的家族史所闪耀的人性光华、自由力量远超过任何国家史。
在“攻城拔地”的国际知识产权大决战阶段，孙正义其实是在用这个家族的自然血脉遗传下来的一种知识产权重新规制现实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新秩序。
这个家族的祖先是黄帝，家族支脉的源头是周文王。他的一支子嗣姓毛，最终定居湖南，其中一个子孙曾因国难而异常激愤，多次哭号着全身赤裸冲上岳麓山。这个子孙就是毛泽东。周文王还有一支子嗣最终定居台湾，其中一个子孙曾从浙江去日本留学，在日记中发誓，要振兴那个兵火连天的祖国。他就是蒋介石。
周文王还有一支子嗣经陕西、河南、山东，入浙江，孕育出了“兵圣”孙武。孙武因保护吴民的功绩甚伟而被吴王分封到浙江富阳，其后代中出现了孙权、孙匡兄弟。在吴国鼎盛之时，为守护吴国血脉，孙权派一万多精兵携家眷迁居台湾。这批汉人子嗣后来成为台湾社会的脊梁。孙权、孙匡分别有一批子嗣进入江西，然后从江西迁居福建、广东等地。孙匡在广东的子嗣中出现了孙中山；孙权在福建的一批子嗣迁居朝鲜，有的继续迁居日本，当上了武将、学者等。
不过，孙权这些子嗣中也有一位从韩国大邱来日本九州岛的穷苦矿工--孙钟庆。他是孙正义的爷爷。孙正义在自传中把自己的成功99%归功于自己的亲人，包括这个穷了一辈子的孙钟庆。
在那个没有护照、签证、海关的时代，对马海峡两岸的人民自由往来，没有什么国家观念。因此，孙钟庆18岁时仅带着一个生存的渴望来到日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块空地，找木板围了一个空间定居下来。这种房子日益增多，变成了“韩国村”。
二战爆发时，孙钟庆37岁，刚好有一个朝鲜李氏王朝的后裔--14岁的韩国少女李元照孤身逃离祖国，来到九州岛佐贺县的“韩国村”。两人认识不久便结为夫妻。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叫孙三宪。孙三宪在韩国村娶了另一个孤苦伶仃的穷人李玉子。
两代人的房子都是自己搭建的木板房。两代人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都没有户籍，没有身份；两代人都尝试了走私、贩盐、酿酒、开饭店等数十种生意，都没有申请过政府许可或牌照，更没有交过税。孙三宪的次子是孙正义。三代人一直隐瞒他们韩裔、移民、无公民身份的情况，一直隐瞒他们的韩国姓氏，但这没有影响他们在日本生活、创业、求学。直到孙正义成为巨富，并结婚10年后，他才加入日本国籍，第一次成为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获得其人生第一个国籍的时候，他放弃了原先的日本姓氏，重新使用他那些伟大祖先的姓氏--孙。
孙正义孝顺的秉性，使他能在九州岛的自由氛围中成为最宝贵的“家族知识产权”的传人。如孙正义有4兄弟，但从3、4岁开始，唯有孙正义每天自觉跟随长辈出门拾荒或去捞酸臭的泔水回家喂猪。从12岁开始，孙正义不惧辛苦，帮助父亲操作数十种生意，俨然是全家的“当家人”。他还频繁体验一种代代相传的生存法门：把便利和用品贩运到供给贫乏的远方，不管这种行为叫做贸易、带货、走私、逃税或其他名称。
长辈们把中国、朝鲜祖先的见闻、经验、成就或心得源源不断地讲给孙正义，有中国和朝鲜神仙、图腾的秘密，有王朝和家族的真相，有适合自己家族的养生、学习技巧，也有不可示人的“绝地秘籍”。这些信息、知识、体验绝大部分无法变成书面文字，但记载着神、世界、国家、家族、人心最深层的奥妙，可能比任何书面文字更博大精深，更穿透灵魂，更能重塑人们的精神结构。这些家族的精神传承就是孙正义最看重的一种知识产权。
每年“闭关”，孙正义都要隐藏在一个清静的地方，从研读祖先留下的《孙子兵法》开始收敛心性，唤醒这种知识产权，用新的战略规划更新《孙孙兵法》。
三、“亚洲首富”为什么能配置海量知识产权
周文王的后代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韩国都数不胜数，但为什么只有日本能培育出孙正义这种“海量”配置日本、美国、中国知识和人才的企业家？近代以来，日本持续不断地兴起，并一次次成为在军事、科技、商业等领域傲视俄罗斯和美国的东亚强国。这与日本文化培育孙正义这种企业家的能力有否关系？
从孙正义的经历看，日本的“亡国文化”可能是解答这些问题的要素之一。
（一）日本“亡国文化”保护了东亚最宝贵的知识产权
与很多地方不同，孙正义的九州岛家乡是一个“允许生命自由疯长”的地方。从距今约8300多年的“后李文化”时期开始，九州岛各地不断有亡国的中国人前来定居，在这里形成了浓郁的“亡国文化”，并凌驾于粗鄙的本土文化之上，形成了九州岛的主流文化。这种亡国文化使政府、贵族、士绅能用敬畏、谦卑或怜爱的心态来对待底层人民。最关键的是，它们严重缺乏制度、文化自信，把社会治理的绝大部分空间让出来，留给了生存在这里的人民。这造就了日本的兴起，也给天生长着兔唇的大批倭奴后代保留了祸害这个国家的机会。
在充斥着亡国悲魂的九州岛，一个周文王、孙武、孙权的后世没落贵族家庭的复兴靠什么？不是物质财富，更不是空洞的说教和雄心，而是那些代代相传的信息、知识、体验，是家族内的“密语”。这是一种最宝贵的知识产权。当我们用户籍、学籍、海关检查、工商许可、税收、公办娱乐、公共生活、繁文缛节、轻侮怠慢等侵占人们过多的机会、财富、权利、空间和时间，损害到这种孙正义家庭的自由发展，那么这种“密语”就会失传，这种东亚地区最宝贵的知识产权就会沦丧。毫无疑问，孙正义最看重的这种知识产权，至少有一些未在日本沦丧。
（二）日本“亡国文化” 能激活东亚最宝贵的知识产权
日本“亡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禀赋有利于激活东亚上述最宝贵的知识产权。
例如，羲和等山东逃亡氏族给日本绳文时代带来了太阳崇拜、戴着面具不发声的肢体“哑剧”等。对外在目的、终极神祗的崇拜与过于隐晦、坚忍的哑剧表达方式使日本文化有些超凡脱俗，对“社会管理”漫不经心。这其实是一种中国古代亡国贵族的精神禀赋：大道不言、大治不预。
这种亡国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使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前者有适度的社会治理，敢于让家族自由发展；后者很多制度、决策、判断、美德都“逾矩”、“过度”发展，超出了体制、文化、官员等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范围，严重桎梏了各种家族的自由发展。
再如，从蚩尤到秦汉时代，亡国的东夷人或齐人给日本带来了神道教、封建制等一大批文化要素。如日本神道教起源于东夷独特的“通天信仰”和山东先秦时期兴起的道教，而且先秦齐国的神社都有一个小室供人们祭拜前沐浴更衣，现在，日本神社都有类似的小室，并且数千年来一直命名为“齐室”，其宗教礼仪一直延续着东夷至殷商时期山东贵族的祭拜传统。从日军攻陷南京后的祭拜活动看，日本神道教保留了东夷到齐时期，山东贵族“与神对话”的规制，而且这个规制的核心是一个字--齐，即在个人智慧、美德、能力上向祖先--天神看齐，达到祖先--天神的境界。这使盛行神道教的日本亡国文化具有强悍的文明爆发力，敢于放任个人、家族自由发展。此外，在战国时期，我国仅齐地拒绝采用郡县制，坚持采用维护地方自治的封建制。作为汉人最密集、中国亡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日本九州岛最早采用中国的封建制，并一直用它作为日本维护地方自治的典范。九州岛也一直充当着日本社会转型、进步的“龙兴之地”。
神道教、封建制对于维护日本亡国文化的自由张力功不可没，但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亡国文化让日本受益颇多。这种文化曾拯救台湾，使蒋介石跻身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华伟人”之列。如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宣称，“国都亡了，没有什么改革不敢做了”，于是第二年就强力推行“美式地方自治”，要求从1950年开始在花莲县举行全民直接选举，分6期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全台各地。亲历“亡国之痛”的蒋经国则把“全民直选”推进到面向行政长官的更高层次。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蒋氏父子第一次推行了人民直接选举这种亡国自救的制度。与台湾不同，涌入日本的中国亡国贵族绵延出现了数千年，把“破釜沉舟”的亡国文化镌刻在了日本精英的灵魂深处，使日本不惧怕发起任何改革。这种文化有利于激活东亚上述最宝贵的知识产权。
（三）日本“亡国文化”正在逐步消失
日本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关注：那些频繁政变，积极刺杀天皇、首相、官员的人，以及那些在历史关头把日本推向错误道路的人，往往是一些有明显兔唇印痕、嘴角上翘的倭奴后代。那些真正给日本带来强盛、进步、自由与繁荣的，往往长着一张英俊、审慎、谦卑的中国脸。后者其实是日本亡国文化的载体，是历代中国移民的后代，但基因替代规律正在让这种后代消失，让这种亡国文化消失。
例如，我国前驻日大使章曙到日本后，发现九州岛等地很多日本老人会不自觉冒出几句祖宗传下来的山东话，而且日本神道教的很多礼仪、规制与山东一些地区的“迷信活动”非常近似，于是他奔赴日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陕西、浙江、福建等地做了大量对比调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文明对日本的注入主要由山东、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地移民推动，尤以羲和、东夷、齐等山东数百个部落或国家的亡国贵族为甚。这一时期，日本原住民中男性身高一般为一米五多，皮黑，嘴角上翘，普遍长有兔唇印痕。相反，我国山东、江苏、安徽、陕西等地数千个先秦古墓中，男性平均身高超过一米八五，有些超过一米九五。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亚洲脸”也远比日本倭奴人更俊美。古代中国人的涌入改良了日本民族的基因、智力、文化和传统。从宋代开始，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居民继续向日本迁徙，强化了汉族文化和华裔贵族对日本社会的统治力。因此，直到蒙元攻灭南宋，日本主流社会一直以汉人自居，自视为汉文化的继承者。日本上流社会其实一直是汉人社会。
不过，日本在人种上正逐步退回“绳文时代”。
现代基因调查显示，汉民族是全世界血统最纯正的民族，因为基因传递遵循大群替代规律，即品质、数量上占劣势的基因只会被逐步替代光，不会“等比例”地保存下来。如公元前4330年左右，东夷的少昊部落被强大的颛顼部落从青州、徐州等地驱赶到昆仑山一带。后来，少昊部落在雍州、梁州等地与玄女等部族融合，并逐步统一了西域各部落，创建了强大的阿尔泰帝国。这个大帝国孕育出了维吾尔等“与汉族或亲或疏”的北亚战斗民族。因此，韩国一些专家宣称高丽民族来自阿尔泰地区，并从海上移民东夷等地成为中国东夷人的祖先。这种说法前一半也许正确，但后一半可能错误。因为基因检测显示，维吾尔族父系DNA约90%以上是汉人，北朝鲜约50%，韩国约40%，日本约30%是汉人。这种DNA族谱衰减现象说明，东亚古代移民的方向是从中国、阿尔泰帝国向韩国、日本流动，但中国历代移民没有在韩国、日本获得人口优势，因此其“DNA势力”在持续衰减，最终会消亡。 以遗传学上的日本汉人为载体的上述“亡国文化”最终也可能消亡。
四、“亚洲首富”为什么需要一个中国知识产权特区
在日本国内，优秀的“亡国文化”日渐衰微；在国外，日本财阀把传统知识产权战略升级为“大数据战略”势必成为国家公敌。在这种大背景下，孙正义这种日本企业家可能需要获取中国的保护，从中国传统的亡国文化中汲取力量，把中国变为其对欧美财团发起知识产权大决战的“后方大本营”。
（一）保护日本企业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区”为什么必不可少
与中国不同，日本资源贫乏，多地震，国土纵深太小，不能承受哪怕一颗核弹的攻击，不适合充当任何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世界级财团的保护者或“战略大本营”。
从欧美资本界对日本软银集团的强力抵制看，它在美国的“攻城拔地”可能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代表着东亚资本掠取欧美“经济命门”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随着东亚财团把传统知识产权战略升级为“大数据战略”，它们将控制这个命门--数据。在欧美现有的国家体制下，这种国外财团势必成为国家公敌，会遭到各种看不见的权力扼杀。
从日本与欧美企业的竞争历史看，关键性的科技、市场、资本大战往往会使很多日本企业高管在国外卷入刑事、民事诉讼。现在，这种莫须有的指控也已在知识产权领域蔓延了数十年，主要的攻击对象其实是日本企业。因此，在发起决定性的外围战役机动之前，日本企业往往先进行“狼穴机动”，即把决策团队召回日本本土，暂时冻结其分管的海外业务，避免其卷入国外法律诉讼。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增加了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不确定性。
与日本等地区相比，中国国力更强大，有广阔的市场腹地能支撑日本企业开展全球性的“高管轮岗”，有细致、优雅的生活可以让日本企业家们沉下心来思索战略抉择，所以中国更适合日本企业开展上述“狼穴机动”，上述“战略大本营”更适合部署在中国。
（二）保护日本企业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区”适合在哪儿
由于日本与山东政治、经济地理的关联度极高，所以在回答“日本去哪儿”的问题时，必须回答“山东去哪儿”的问题。例如，近代史上，日本推行政府资产、权力私有化的时候，山东也应推行类似的私有化，否则山东就会成为经济和工业洼地，诱惑日本就近侵入。现在也一样，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由孙正义这种自由创业的企业家主导，社会盛行纵式治理结构，山东也应推行类似的改革，否则就会再次成为竞争力洼地，再次诱惑日本就近侵入。
实际上，我国各地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不同的发展需求。日本“亡国文化”支撑的那种知识产权发展模式对我国大部分地区可能没有借鉴价值，而且我国远没有必要动员全国之力发展知识产权。至少，在我国很多“大美之地”，人们可能只需要保留山水轮廓、诗画人生。这里的优秀儿女可能只需要一个清洁、静谧、不受打扰的故乡，不需要发展知识经济，更不需要发展什么现代文化。
不过，在政治和经济地理的“大争之地”，尤其在身处华东、华北咽喉，以及中韩、中日互动中心的山东，我们能放弃发展强大的知识经济吗？能放弃振兴现代文化吗？能用自私、粗暴、胆怯、懦弱或蒙昧扭曲山东的发展，继续逼迫这里的精英踏上已存在8000多年的海上流亡之路吗？我们能承受在文化认同、制度认同上丢掉山东的后果或风险吗？
现在，以各种方式定居韩国、日本的山东移民据说有上百万，绝大部分为非法移民。相比之下，菲律宾、墨西哥等国有1/10以上的人口在国外工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山东未来可能有数百万新移民涌入韩国、日本。他们可能重新塑造山东文化。如果我们不改变鲁日韩之间的经济、制度、文化落差，海外移民可能撕裂山东主流文化，尤其精英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认同，把长期以来充当“国之柱石”的山东社会变成最危险的大国解构力量。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日韩需在黄渤海地区设立欧盟那种“消除护照、签证、关税、海关”的自由区，允许资本、人才完全自由地流动，拉平鲁日韩之间的各种发展落差，更需要山东走回历史老路，回到它迷路的地方，通过有限地、适当地复兴它的“亡国文化”，重新走对它的历史大拐弯，减少与日本之间的社会治理差异。
如浙江作家余华第一次访问台湾时，曾与台湾文坛新生代领袖--张大春畅谈创作心得，聊到父辈的苦难，才发现彼此都是山东逃亡的贵族子弟，不禁抱头痛哭。他们一起发问：我们哪个弯没有转好？我们是如何迷路的？在秦汉以前的5000多年中，山东人民一直在打仗，但缔造的无数文化高峰迄今光彩夺目、自由奔放，为什么后来的2000多年中，这块土地留给人们那么多的阴暗、压抑、迷茫、悲怆、委曲求全、苟且偷生？
随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焦波一系列作品在国内引起轰动，有些专家认为，山东正在出现一种“文艺复兴?”，它向山东知识、商业精英输送的知性和理性力量如“自由奔放”的海潮席卷而来。它将复兴齐国博士与秦始皇对抗失败后丢失的很多“亡国文化”，包括齐国独特的纵式社会治理结构。?有的专家认为，焦波其实是布鲁内莱斯基、吉贝尔蒂、多那太罗和马萨乔那种代表知性和理性力量苏醒的实践型大师之一。这种大师带给社会的福泽将远超过胡适、鲁迅等游离在社会锁链之外的纯文人。
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制或消除这种文艺复兴，却可以扭曲它，把它腐蚀成一种肤浅的感动、短小的思绪，或者一种民粹主义的破坏力量。
为此，在这种“文艺复兴”与自由经济并发的新时代，为重新选择历史大拐弯，山东有必要建立改革实验区，与韩国、日本的实验区共同实行欧盟那种一体化实验，实行近代英国和古代齐国式的纵式治理，隔绝任何腐蚀成分。
五、“亚洲首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区
这种实验区可叫做特别关税区、自由贸易区、金融特区等，但至少应具有知识产权特区的功能，使这种特区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由入驻企业自由探索，使入驻企业能用知识产权避税，能用知识产权开展资本运作，用“大道不言”、“大治不预”的方式重新配置企业资源，在“不公开”、“不披露”、“不讨论”、“不争论”、“不调查”、“不翻案”的特区治理架构中，改变企业性质，调整企业结构，使这种知识产权特区成为企业组织“凤凰涅盘”、“浴火重生”之地，成为资本自由流动、配置之地，成为知识产权制度自由发展之地。
也就是说，日本的孙正义们需要一个中国知识产权特区来充当其“资本的祖国”、“知识产权的祖国”。即使未来中日韩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它们也还可以在黄渤海地区维持一个和平的自由贸易区，确保其资本、知识产权的大本营维持政策、运营的连续性，以保持对欧美财阀的战备资源、战斗序列和攻防体系。
中国更是如此，未来一大批中国民营财团可能手握“国之重器”，只适合在我国与美国、俄罗斯这种大国爆发“灭国大战”时动用，不能因为东亚地区性军事冲突就轻易被动员起来投入战争，所以我国应有一些毗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知识产权特区，比英国伦敦金融城、英国泽西岛离岸公司中心的地区治理更稳定、更安全，以充当这种财团的“避风港”。
只有出现这种“避风港”，日本“孙正义们”、中国“李嘉诚们”向欧美地区输送数千亿美元战略投资的举措才能长期具有“进攻”属性，而不会轻易地蜕变为“资本逃亡”。也就是说，东亚财团如果对欧美财团发起知识产权大决战，就需要一种中国知识产权特区作为大本营。从这个角度看，山东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至少应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率先建立这种“避风港”或“大本营”，而且把创建它们的自由交给东亚财团，让它们自由设计这种微型?“避风港”的立法、司法、警察、环保、金融、知识产权等各种制度，使之一开始就完全按照东亚财团内心的需求来发展。
总之，每个人看待孙正义的角度都不相同。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身私立中学、私立大学，他从孙正义的成功看到了日本公立教育的全面失败，因此两度担任首相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都是：“教育私有化是民族再生之本”。中国战略决策部门也有自己的角度，面对孙正义这种新科技财阀的崛起，中国金融、通信、能源、贸易等产业的战略资源今后交给谁来经营。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对于掌握“美国藏宝图”的孙正义而言，要长期维护国际知识产权大决战的“胜利果实”，并在新的产业领域不断赢得新的大决战，他就需要有一个中国知识产权特区作为大本营。日本其他大型科技企业也需要这样的中国大本营。
借鉴国内外经验，我国应有胆识、心胸和勇气在最逼近日韩的战场前线，划出一平方英里“不毛之地”来兴建这种特区。
（信息来源：知识产权竞争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