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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升级“知识产权战略”的启示
日本升级“知识产权战略”的启示
2014-09-25 18:04:00 阅读次
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的“垃圾化”是一个全球趋势。
日本在这方面的应对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一、日本呼唤第二次“明治维新”
日本精英集团把苹果的iPhone、iPad看作“黑船事件”中唤醒日本民众、“敲开日本国门”的美国炮舰，呼吁日本“第二次打开国门”，发起第二次“明治维新”，并已在地方自治、教育、社保等领域启动“结构改革”。如2014年8月16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布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迅速推行“安倍经济学”中提出的“一揽子”结构改革方案，大力促进企业和个人投资，重新给日本经济引擎“点火”。
苹果的iPhone、iPad值得日本这么“大惊小怪”吗？图1显示，苹果靠一个“英文化”的iOS软件系统拿走了iPhone销售价格中的58.6%，中国大陆100多万工人负责组装iPhone，但全部人工收入仅占iPhone销售价格的1.8%。
日本科技公司也深受苹果公司“压榨”，其利润仅占0.5%，这点钱连“养活”日本相关企业在全球部署的专利都不够。日本科技公司要想活下去，只能压缩成本，放弃大量专利申请，但这还不够，如夏普已卖掉总部大楼，以及大部分海外分厂；索尼已卖掉了整个日本总部--“索尼村”，还做价11亿美元卖掉了美国总部--纽约曼哈顿的索尼大楼。穆迪集团和世界银行的估计更糟糕，认为日本企业的“破产潮”会吞没很多日本科技巨头。
图1 苹果iPhone成本和利润的全球分布情况（单位：百分数）
图2显示，苹果iPad采购了大量日本核心器件，但日本企业的利润总和仅占iPad销售价格的1%，苹果靠一个“英文化”的iOS软件系统拿走了30%。
图2 苹果iPad成本和利润的全球分布情况（单位：百分数）
苹果的兴起代表着一种全球经济“集权化”的发展趋势，激活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最深刻的变革，值得亚洲各国高度关注。
如我国近代统治集团没看清楚1853年“黑船事件”对日本的巨大影响，更没有把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当回事，甚至根本看不清楚日本发生了哪些“维新”；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之前，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制度、机构、资源“动员”能力可在黄海战场迅速压垮“小日本”。
现在，我国也可能没看清楚苹果公司给日本带来的“危机感”，更不关心日本的巨变；我们还在很费力地搞“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改革，没把改革推进到“深水区”。例如，与美国绝大部分科技巨头类似，苹果公司“出身”于一家新兴的微型企业--它从一个私家车库起步，目前的现金盈余能力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中央政府的总和，也已超过美国联邦政府。苹果打造的全球网络、通信、应用发布、存储、娱乐、交易、支付、金融、研发、教育平台等在用“大数据战略”摧毁日本的各个产业，如苹果iTunes平台上的教育App、职业认证考试App每年招录的日本学生数量已超过日本全部大学在校生的总和。
日本很多专著、报刊都认为，日本已到了“不改革则衰亡”的危险境地，而且衰亡的不仅是整个日本科技产业，很可能是日本网络、通信、交易、金融、研发、教育等各个核心产业。美国海军舰队第一次冲进“江户湾”时，以及俄罗斯海军舰队从黑海出发，公开宣称要来东京“活捉日本天皇”时，日本知识界、文化界都未出现当前这种深沉的“危机感”。
二、日本知识产权战略要把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这个大炸弹抛给中国
从苹果的发展看，“知识密集”、“指令密集”、“思想密集”的“软件”产业，已取代技术密集、专利密集的高科技“硬件”产业和“物料”产业，站到了分配行业利润的“供应链顶端”。它依靠操作自然语言的“人”来维持竞争力，已把依靠机器制造的“物”淘汰出局。如果苹果公司的“人”能借助软件语言控制着全球知识、数据、指令、思想的汇聚和发放平台，那么“物”无论凝聚了多少知识、技术、知识产权，永远不可能帮日本公司“翻身”。
很显然，日本精英阶层已看清楚这个发展趋势。如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首相后，迅速重启“经济财政咨问会议”，并在2012年12月26日设立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这两个机构对国际形势产生了一个战略预判：美国主导的新经济正强化全球产业链的“集权化”趋势，分散化的“垂直产业集群”将被单一化的“扁平产业集群”取代，后者的“资源扁平配置中心”--如苹果公司会把前者缔造的大部分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用新技术、新平台、新模式抢走全球大部分产业利润。
如图3显示，在互联网推动全球产业链实现“集权化”之前，全球有4个区域经济中心的“垂直产业集群”共同分享全球大部分产业利润，但美国软件、数据两大产业的竞争力最强，能抢先占据全球产业链“集权化”时代的中心位置。
图3 全球4大区域性“垂直产业集群”分享行业利润
图4显示，全球产业链实现“集权化”之后，欧洲、日本、中国的“垂直产业集群”可能解体、崩溃、消亡，它们缔造、维护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可能“垃圾化”，被全球市场抛弃；同时，美国“全球资源扁平化配置中心”会用自己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控制全球市场，独吞原有行业大部分利润。
图4 美国“全球资源扁平化配置中心”抢走大部分行业利润
从图5看，哪个国家的企业率先成为“全球资源扁平化配置中心”，哪个国家就会把其他国家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如诺基亚曾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企业，也曾尝试发展全球化的应用中心，但被苹果“多点触屏”、“物理母键”、“通用iOS”、“开放App”等专利组合打垮了。欧洲根本没什么挖掘、申请、审查、保护互联网专利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任何手机企业都不可能在那里建立“全球资源扁平化配置中心”。其结果就是，欧洲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的趋势已很难被扭转，海量专利的“弃权潮”将愈演愈烈。
“知识创新”能被制度和市场“资产化”、“知识产权化”，但企业竞争力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塌陷”将使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制度和市场“资产化”、“知识产权化”后的“知识创新”，在盈利能力上被全球市场“边缘化”--这些地区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的“垃圾化”其实是其制度和市场竞争力塌陷造成的“资产化”、“知识产权化”能力和品质的塌陷，不是知识创新本身的“垃圾化”。
上述趋势使知识创新的“资产化”、“知识产权化”渠道向美国或其他单个区域经济中心高度汇聚，最终可能“淘汰”欧洲等大部分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机构、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评估或转化平台等。
图5 知识创新的“资产化”、“知识产权化”渠道高度聚集
目前，美国的移动操作平台已汇聚数百万个App，已被下载数百亿次，已吸走全球大量金融、经济、贸易、科技、传媒、教育、文化产业的资金流、业务流、数据流；美国还出现了大量科技数据、企业通信数据备案中心，出现了数百万个向全球招募投资，以及向全球征集人才、知识、软件、技术的“创新项目”。相比之下，欧洲、日本在这些方面还是“一潭死水”。这种差别表明，美国领导着全球产业链“集权化”的发展方向。
为了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希望放松高科技兵器出口限制，把高科技产业过于闲置的产能转移到“军工领域”，同时增强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把亚洲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这个大炸弹抛给中国。如2014年7月，日本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已加速推进高科技兵器出口和武器联合研发项目，如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苍龙级”潜艇产品和技术总价约400亿美元，日本造价约1亿、2亿美元的US-2大型水上飞机、P-1反潜巡逻机已“签售”给多个国家。2014年8月，日本与美国宣布将联合研制无人驾驶的军用“氢氧燃料电池潜艇（fuel-cell powered submarine）”，把日本的燃料电池技术与美国的氢存储技术结合起来，生产一种适合自动、快速、机动、网络化部署的无人潜艇。
日本上述措施可能“挽救”本国的高科技产业。
此外，日本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最深刻的内部改革。如2013年 6月5日，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演讲，公布了第三轮战略计划，包括在2014年9月开办“国家战略特区”等；2014年以来，日本内阁又陆续发布了一大堆战略计划。从安倍晋三内阁近几年的改革以及多个版本的“修宪方案”看，“道州制革命”可能颠覆“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中央集权体系，通过借鉴美国的联邦治理模式，回到“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地方自治时代”，它的用途是建立“共创之国”--自然人共创、共享之国，以及“地方分权、区域主权之国”；中央和地方特区改革可能在日本缔造远比香港更自由、开放的亚洲企业营商中心。
只要日本拉大对中国的制度竞争优势，并对其“营商环境”进行实质性的结构改革，那么日本可能把亚洲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这个大炸弹抛给中国，形成东京、伦敦、纽约三大“世界级”自由经济中心领导亚洲、欧洲、美洲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三、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已升级到“语言战略”
日本精英阶层早已意识到，任何制度改革如果不能升级到语言改革，不能让利益主体动态、自主、真实、系统、深刻、未表达出来的“思想语言”取代利益主体静态、不自主、抽象、破碎、肤浅、表达出来的“口头意见”，成为人们的“个性诉求”影响社会生活的起点，那么所有的制度成果最终都可能让人民“反受其害”。
例如，图6显示，各国都能借助红色、橙色、兰色、绿色四条路径响应某些社会需求，但有些国家，如美国主要靠绿色路径，日本主要靠红色、橙色、兰色路径。
例如，美国利益主体动态、自主、真实、系统、深刻、未表达出来的“思想语言”能主导各种社会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体系的发展。在日本，利益主体静态、不自主、抽象、破碎、肤浅、表达出来的“口头意见”通过红色、橙色、兰色三条路径分别产生了X、Y、Z这三种“面向共性问题的公共政策”，然后通过红色、橙色、兰色三条路径响应上述“口头意见”。例如，日本“地方自治”水平不高，很多经济问题需走“红色路径”，借助多层官员，最终产生公共政策，然后经过多层官员，对基层做出响应。为提高效率，日本在科技体制改革、知识产权改革、司法改革等领域也经常组建一些吸纳大量学者、律师、企业专家的“中央立法小组”，走“橙色路径”、“兰色路径”响应某些基层需求。
图6显示，日本制度和市场对“知识创新”资产化、知识产权化的能力之所以越来越不如美国，甚至所有的日本大财阀都让私家车库诞生的苹果、微软、Facebook、Amazion等美国公司打得“落花流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日本基层利益主体动态、自主、真实、系统、深刻、未表达出来的“思想语言”没有成为社会体系运行的起点。
日本在发展X、Y、Z三种公共政策方面的能力和效率远超过美国，但X、Y、Z偏离“利益主体个性诉求”的程度都很高，都不能容纳大部分“利益主体个性诉求”。这样的发展，效率越高、速度越快、成绩越大，社会对个人“思想语言”系统的扭曲、禁锢就越大。如日本大部分地区创新贫乏、发展迟缓，导致“首都经济圈”的人口、资源过度聚集，精英阶层的生活品质极低；日本对人类科学、文化、艺术的贡献与其经济规模极不相称，如日本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不如人口、经济“小国”加拿大，也不如荷兰、澳大利亚。要不是因为日本“首都经济圈”的东京、横滨都毗邻大海，能供给高浓度的空气维生素--负氧离子，能供给广阔的海洋自然景观，日本这种高度扭曲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维持数十年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图6 美国知识产权体系由“思想语言”主导
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把知识产权战略升级成了“语言战略”--人们掌握了世界语言，才能获得世界性的知识自由、资讯自由，才能产生有世界竞争力的“思想语言”；这样的语言才能适合成为社会体系运行的“起点”。
如图7显示，日本曾侧重专利能力建设，后来开始重视软件能力建设。但这两种能力建设没有给日本“专利和软件产业”带来更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此，安倍晋三内阁提出了“一大堆”经济再生、结构改革战略，其核心内容无非是回到“英国模式”上去--用“皇家特许权”、“专利令状”创建高度自治的经济特区，在国内各地区之间创造巨大的制度落差、发展落差，“撕裂”陈旧、僵化、停滞的社会系统。
安倍晋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相信所有的制度变革都仅是“小水滴”，全球化的“语言能力”和全球性的“资讯自由”带给社会的冲击则是“大海潮”，所以日本特区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发展与伦敦、纽约等欧美城市的营商环境完全匹配的“语言能力”和“资讯自由”。没有这种全球化的“语言能力”和与之伴生的“资讯自由”，那么日本“专利和软件产业”出现的专利、软件就不可能产生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力，日本“专利和软件产业”就会“闭门造车”，把专利、软件搞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小众化”、“地区化”、“孤立化”。
图7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已升级到“语言战略”
为此，安倍晋三不但鼓励大批日本企业在新特区完全用英文办公，鼓励特区普及国际学校，全面推行各学科、各年级的全英文教育，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英语考试、英语口语教学、英语课程设置、英语办公等领域，通过“强制推广英语，对日本文化发起了猛攻”。
其实，日本法律从未选定任何官方语言，仅有习惯性使用的政府办公语言--日语。英语成为日本社会自发选择的第二官方语言，这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不过，日本内阁曾多次提议把英语正式设立为第二官方语言，还曾提出过在2000年正式开始推行“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政策。2010年，把英语设立为第二官方语言的舆论再次兴起，优衣库、乐天、尼桑、本田、软银等大批日本企业则公开宣布推行全英文办公。2013年，《每日新闻》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43%的受访者支持把英语设立为第二官方语言，更多的人支持英文办公，认为这可增强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约55%的受访者相信，将来日本人会把英语说得跟母语一样好。
这表明，日本社会对安倍晋三以全球化的“语言能力”和全球性的“资讯自由”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战略已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这种新战略会消除语言障碍、资讯壁垒，向日本社会注入海量的全球知识、全球资讯，把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带入向全球知识、全球资讯开放的新时代。这种战略会对各种无形的“语言封闭”、“知识封闭”、“思想封闭”产生日本历史上最大、最深刻的冲击。被这种冲击“洗礼”后，日本社会底层的利益主体才能拥有图6中的“思想语言”，并把它作为社会体系运行的“起点”。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也应在一些“特区”推行类似的“语言战略”。 在大数据时代，“专利和软件产业”，尤其支撑航空、软件、物流、金融、研发、制造、商业、移动通信、电子商务、互联网等部门的 “专利和软件产业”正全面美国化、英文化，如在全球各国，这类部门的中央芯片、核心器件、通用平台、操作系统等大都使用美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其中都搭载了英文化的指令集、程序集等，背后都是完全英文化的数学、物理、化学、机械、电子、通信、金融、软件知识系统。
与语义稳定、适合抽象思维和数理思维、能构建大量结构性知识系统的英文不同，中文语义模糊，更适合进行形象思维、感性思维，仅能构建少量融合性知识系统，其字汇数量、语义结构、造词机制、书写方式都“装不下”西方高度抽象、复杂的基督教文化，更“装不下”西方数学、物理、化学、机械、电子、通信、金融、软件等知识系统。此外，任何主要使用中文进行科学、工程教育，以及思维、推理训练的学校都很难接纳美国高度自由、灵活的教育模式，无法形成开放式、大容量阅读的学习传统。
因此，如果中国不从幼儿园开始，向年轻人普及上述英文化的知识系统，让中国的年轻人能用它思考、生活、工作，那么我国的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战略就很难产生国际竞争力，我国的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会在日本之前被“垃圾化”。
四、我国适合发展小、快、灵的“第三代特区”
综上所述，中国“专利和软件产业”要用英文走路。在金融、贸易、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走在美国前面，抢先变成一个中文、英文“双母语”的国家--中文存放我们的感性世界，英文存放我们的理性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垃圾化”这个大炸弹抛给美国，使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集权化”时代，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资源扁平化配置中心”。
从日本国内舆论看，2014年9月开业的东京等5个“国家级战略特区”不可能比其他600多个地方特区更有竞争力。后者都实行地方自治，与缔造美国知识经济的小型“公司市”比较类似，能借助“小民主”实现小、快、灵发展。相比之下，东京等5个“国家级战略特区”仍实行菲律宾那种“大民主”，发展效率很低，创新、转型活力很弱。如菲律宾曾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曾发布世界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典》，曾率先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但现在变成了一个落后国家。从菲律宾的经验看，除非日本像美国那样，把绝大部分创新中心从大城市疏散到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微型“公司市”，日本升级后的知识产权战略也不会成功。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需侧重部署第三代特区--微型特区。目前，全球很多专家都认为“黄海经济区”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区，未来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区，“黄海经济区”的地理、交通、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人口、资源中心都在山东，所以我国应优先向山东投放“第三代特区”。
例如，我国可在荣成、文登、乳山等最靠近韩国、日本的地区兴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微型“公司市”，在这些特区实现全英文教育、全英文办公、全英文通信、全英文研发、全英文政府服务、全英文营商，并借助“特区”全球化的“语言能力”和全球性的“资讯自由”发展向全球知识、资讯开放的中国“专利和软件产业”。
（信息来源：知识产权竞争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