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知识经济崛起主要依靠 “第六共和国”一系列改革
2014-07-25 14:01:00 阅读次

    长期以来，一些专家把韩国的崛起看做“汉江奇迹”的功劳。但是，日本著名智库“21世纪公共政策研究所”（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在2011年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韩国知识经济崛起主要靠“第六共和国”奠基人卢泰愚发起的一系列改革。

    卢泰愚上任伊始就把建设“创造性知识国家”作为最高纲领，他是蓬勃兴起的韩国知识经济的奠基人，但受“汉江奇迹”的毒瘤拖累，韩国“第六共和国”崛起的速度远不如日本，而且著名的WEF报告显示，韩国与经济、商业、科技、教育、司法、创新有关的大量竞争力指数落后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更落后于大量欧美国家。 所以，为了让本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商业、科技、教育、司法、创新竞争中存活下去，韩国还需要进行大量“触及灵魂的改革”，需要推动知识经济实现一种自生自发的平民化崛起。韩国的经验对一海之隔的山东有何启发呢？

    一、弘扬大爱，善良贫民当总统

    在古代，朝鲜半岛是汉族精英重要的移民目的地之一。 如姜尚、管仲、孔子、孟子、刘邦、董仲舒、诸葛亮、范仲淹、朱熹、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中国名人的后代曾在这一时期迁徙到朝鲜半岛定居，并已融入朝鲜民族。

    有趣的是，丰富的社会历练、富足的生活方式假以时日就会造就一些伟大的贵族家庭。它们会不惧人生颠簸，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把智慧、品格与胆识一代代传承下去，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让其后世子孙再次熠熠生辉。

    如姜尚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社会变革家，其数十代子孙均为贵族。他在山东长清的一个贵族后裔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中国古代战乱时期迁徙到韩国，成为卢泰愚的韩国祖先。卢泰愚1932年出生于韩国大邱的贫苦农民之家，但继承了其中韩先辈的各种优秀禀赋，注定会成为一个改变韩国历史的伟大人物。

    例如，卢泰愚长期掌管军队情报、反间谍、国家保安部门，拥有韩国军政大权，是韩国军政府指定的总统接班人和执政党总裁。他用传统方式继任总统没有困难，而且军人总统的权力很大，会给他带来大量私利。但是，卢泰愚遵从韩国人民的意愿，毅然结束了军人独裁统治，并组织和参加真正公平、公开、公正的第一次总统全民直选，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

    二、改变历史，创造第六共和国

    卢泰愚结束军人统治后，国内外舆论都认为他已功德圆满，不会继续进行重大改革。然而，就任总统后，卢泰愚发布改变韩国历史的八项重大改革措施，一举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第六共和国”，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在和平时期成功领导国家转型的独裁领袖，使韩国人第一次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再次令世人惊叹的是，这个新共和国并没有对“汉江奇迹”顶礼膜拜，而是全力破除“汉江奇迹”维系的旧体制、旧机制，努力发展一种新经济。

    此前，任何低品质的投资体制都能实现韩国经济绝对产值的低速惯性增长。但是，在资本驱动的惯性增长结束后，韩国经济很容易陷入停滞或崩溃。卢泰愚上台后，韩国经济开始出现高品质的投资体制才能实现的绝对产值高速非惯性增长，在资本驱动的惯性增长结束后，韩国经济仍能通过资源的高效率、市场化重组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知识经济的增长。

    直到目前，韩国“第六共和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以这种知识经济增长为主。韩国的经济崛起，实际上主要是从卢泰愚开始到现在的“第六共和国”取得的，之前的“汉江奇迹”则缔造了一个很大的毒瘤，一直在妨碍韩国崛起。

    通过治疗、消解上述毒瘤，卢泰愚缔造的第六共和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如卢泰愚上台前的1987年，韩国人均GDP仅3367.54美元，到他离任后的第一年，即1994年，韩国人均GDP增加到了9525.44美元，年均增长879.7美元，超过朴正熙时期9倍多。两年后，韩国迅速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人均GDP突破12249.17美元。

    到李明博总统在任时期，韩国成为5000万以上人口大国中跨入发达国家之列的第二个亚洲国家。在宣布这一伟大成就时，李明博总统明确指出，现在的新韩国仍是卢泰愚总统缔造的第六共和国，卢泰愚才是真正改变韩国历史的伟人。

    三、变卖市场要素，力主建设“创造性知识国家”

    卢泰愚的第六共和国侧重变卖土地、精简权力资源，并把这两种资源一次性推入市场。如1988年8月15日，卢泰愚总统提出建设“创造性知识国家”的施政纲领，这要求韩国开展更全面的私有化。?为此，他从如下三个层面推进市场要素的私有化。

    第一，推进土地私有化。韩国国土总面积为9.9642万平方公里，仅约我国鄂尔多斯市的1.1倍，卢泰愚上任前，私有土地不到全国1/3，大量公有土地被政府、军队、企业、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部门闲置。卢泰愚上台后，大力推进土地私有化，到2004年，私有土地总面积上升到5.6661万平方公里，其中2.9165万平方公里掌握在韩国1%的富裕阶层（48.7万人）手中。截至2004年年末，韩国总人口中前5%的富裕阶层拥有全国82.7%的私有土地，比1986年的65.2%增长了17.5%。土地私有化不但盘活了大量闲置的公有土地，而且为企业开展长效投资、长效创新活动奠定了最重要的产权基础。这个产权基础对韩国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民办教育产业、重型装备制造产业的兴起都不可或缺。

    土地私有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它增加了社会精英的财富，让他们仅凭地租就能拥有高尚的生活，使其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韩国社会秩序的理性重建，而不再支持“光州事件”那样的暴力冲突。

    第二，推进权力精简化，通过变卖被权力凝固的各种市场资源，把一些权力消除掉，作为政府部门精简、出让权力的回报，纵容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就一大批“官商”。如卢泰愚在中央、地方圈定了一大批单位，要求限期完成私有化。?纳入私有化范围的中央单位在韩国财政经济部，包括税务大学、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租税研究院、韩国开发研究院、韩国资产管理公司、韩国联合金融公司、韩国产业金融公司、产业银行伦敦金融公司、产业银行德国金融公司、产业银行亚洲金融公司、产业银行瑞士分行、大宇造船、韩国重工业集团、晓星重工业集团、亚细亚航空公司、起亚特种钢铁集团、三星综合化学集团等。?

    纳入私有化范围的中央单位在教育部，包括教育部下属的国立大学、韩国广播大学，以及公立初、中、高等学校；在国防部，包括各军官学校以及各种军事技术和军事产业学校；在科学技术部，包括国立中央科学馆、韩城科学馆、韩国科学技术院、韩国原子力安全技术院、光州科学技术院、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等；在警察厅，包括警察医院、警察大学、警察综合大学、中央警察大学、驾驶执照试验管理团、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等；在信息通讯部，包括邮电局、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韩国电算院、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韩国通信Powertec公司、韩国通信技术（株）、韩国通信振兴（株）、韩国公用电话（株）、PC通信（株）、海底通信（株）、韩国通信Freetel（株）、韩国通信产业开发（株）、美国KTAI、菲律宾KTPI等。

    纳入私有化范围的中央单位在产业资源部，包括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信息院、产业研究院、韩国产业技术评价院、电子零部件研究院、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韩国科学技术院、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韩国原子力研究所、韩国资源研究所、韩国电器研究所、韩国能源技术研究所、韩国化学研究所、韩国机械研究院、韩国科学财团、产业技术试验院、能源经济研究院、能源管理工团、煤炭事业合理化事业团、韩国电力技术（株）、韩国技工（株）、韩国原电燃料（株）、韩电产业开发（株）、韩电信息联络网（株）、韩国煤气技术工业（株）、韩国煤气能源（株）、英国KCCL油田开发公司、印度尼西亚油田开发公司、韩国煤气海运公司、浦项综合制铁集团、韩国地域取暖公司、韩中重工业公司、大韩送油管公司、韩国综合化学公司等。

    卢泰愚的私有化改革让大批政府和国企官员变成了企业家。卢泰愚卸任后，韩国历届政府一直在深化私有化改革，继续推进火电、宇航、铁路、国防、金融等产业的私有化。如2008年，李明博总统推动韩国产业银行的投行业务与大宇证券合并，然后将合并后的公司实施私有化，该项目涉及的国有金融资产约210亿美元。

    第三，推进权力本身的私有化，为社会转型时期被体制抛弃的大量“必需活动”募集资金。任何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让很多体制外的战略网络断裂，会抛弃很多精英，这需要党和政府的领袖们自由调用大笔资金，并依靠其人脉资源进行秘密修补。相反，如果把上述精英纳入体制内，用国家资源修补战略网络，那么整个体制就会被扭曲，不但断送改革的前途，而且会让上述战略网络僵化、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一个有担当的领袖背负风险和骂名。卢泰愚就是这样一位领袖。例如，他本人两袖清风，但为了韩国的战略利益，搞情报活动、反间谍活动出身的他需要在体制外运作大量的政治资源，并在国内外秘密资助大量个人或机构。为此，他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企业献金，以假名帐号在银行存放了大量秘密资金。其中，东亚集团为了竞争韩国的潜艇基地项目，曾三次向卢泰愚献金90多亿韩元。1995年10月27日晚，卢泰愚在自己的住宅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受贿5000多亿韩元（约合6.5亿美元）。一时间，整个韩国都在咒骂这个昔日的伟人。

    实际上，到卢泰愚卸任时，他那些秘密资金大部分已分发给在各个“隐蔽战线”服务于韩国利益的全球个人或机构。他们要么用各种非官方的秘密渠道给韩国带来了大量高新技术、战略情报、国际资本或商业利益，要么用各种非正式渠道维护着韩国党和政府的安全。没有这些个人或机构的秘密帮助，韩国国防、宇航、飞机、潜艇、通信、电子、石化、造船等工业不可能实现史无前例的技术大跃进。就卢泰愚本人而言，推进社会转型需要其个人和家庭承受长期、巨大的人身风险，所以募集、调配政治献金的能力越大，自由掌控秘密资金的能力越大，他对抗这种风险的能力就越大，他发起和实施重大改革的魄力也会越大。?

    从上述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卢泰愚推进权力本身的私有化未必完全没有合理之处。对韩国这种科技后进国家，上述权力私有化可能远比任何科技政策、知识产权政策更有杀伤力，是卢泰愚建设“创造性知识国家”的大杀器之一。

    四、创造社会阶梯，把社会矛盾变为创新力量

    与其中国先祖姜尚类似，卢泰愚有非凡的政治智慧。到山东寻根拜祖时，卢泰愚向当地官员指出，改革不要怕出现社会矛盾，只要为个人、企业，以及各阶层创造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社会矛盾就会变为创新力量。为此，卢泰愚在韩国大兴创新、创业之风，鼓励产权改革单位向人民释放廉价的“国民股”，为政府和国企官员创造工商业领域的社会阶梯。

    他还解散大批行政监管单位，实行自由企业制度，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打通了企业进入金融、保险、传媒、宇航、国防等各个产业的路径，为企业雇员和企业自身打造在新的产业部门扩散、升级的社会阶梯。如三星公司从很小的一家米店起步，迅速进入造船、石化、宇航、潜艇、飞机制造、传媒、教育、科研、金融、保险、证券、不动产、电子等行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集团，三星旗下一大批基层员工逐步成长为很多子公司的高管。

    此外，在历史大变迁时期，为了保护韩国的人力资源，更为了鼓励全民创业，卢泰愚积极推进“社会和解”，主张不再清算历史旧账，多次特赦全国数百万违法犯罪人士，更开创了一个先后特赦数千万违法犯罪人士的“第六共和国”，帮助大批社会、文化、工业、商业精英迅速走出监狱或摆脱法律纠纷，重新回到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主战场，让他们重新获得向上发展的社会阶梯。

    他的这一创举也造福了他本人及其家族产业--SK集团。如1996年8月26日，汉城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判处卢泰愚有期徒刑22年6个月。但是，1997年12月，金大中总统特赦了卢泰愚等一大批社会精英，1998年初，卢泰愚获释，至今健在。此外，SK集团也有不少高管频繁入狱并被迅速特赦、释放。

    卢泰愚、SK集团向上发展的社会阶梯从未被毁坏。现在，卢泰愚是其家族企业SK集团?的灵魂人物，他通过其全球人脉为SK集团进军国外能源、电讯、影视等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成为韩国第六共和国的离任政治领袖用“民间外交”造福韩国经济的典范之一。目前，SK集团旗下有SK能源、SK电信等世界五百强企业，2007年全球雇员仅3万多人，但销售额超过 880亿美元，大部分销售收入来自国外市场。与英美国家类似，韩国大批政要会不避嫌，不惧诽，会积极帮助自己的家族企业开拓国外市场，打通其在国外市场上升的社会阶梯。这种良性体制主要是卢泰愚打造的。

    就任总统期间，卢泰愚打造的最大社会阶梯是“地方自治”。如1988年，卢武铉推动政府修订《地方自治法》，把汉城特别市、6个自治市和9个道定为高级地方政府，把汉城的区、自治市、小市和郡定为低级地方政府。1991年3月，卢武铉推动各个低级地方政府举行议会直接选举，1991年6月又举行了高级地方政府的议会直接选举。新法律还授权地方议会对地方政府进行检查和审计。到1995年，韩国第一次举行了地方政府长官的直接选举。?“地方自治”的功能是还权于民，即把韩国的命运和权力还给韩国人民。它打造的社会阶梯不是争夺权力的阶梯，而是竞争为人民服务资质的阶梯。它帮助一大批底层社会精英获得了上进的社会阶梯，成长为韩国知识经济制度的建设者。

    五、狠抓技术引进，推动知识产权密集产业飞速兴起

    在卢泰愚统治时期，韩国第一次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他卸任3年后，韩国就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他为什么能创造如此迅猛的经济崛起呢？

    从统计数据看，韩国在卢泰愚统治时期出现了两大科技发展热潮：

    第一，技术引进热潮。在卢泰愚统治时期，韩国三种技术引进的年度开支出现暴涨，如表1显示，韩国三种技术引进的开支、项目数都在卢泰愚任职的1988-1993年期间出现高速增长。

    表2显示，韩国三种技术引进的年度平均开支在卢泰愚任职的1988-1993年期间出现显著增长。这表明，卢泰愚发起的三种私有化激活了韩国大量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产生了刺激企业技术许可证进口、FDI技术引进、资本性货物进口的效果，是韩国知识经济密集产业快速兴起的最主要动力。

    表2  韩国三种技术引进­统计（费用单位：百万美元；项目单位：个）

    第二，技术吸收、消化、改进和自主创新热潮。表3显示，在卢泰愚统治时期，韩国政府的科研开支缓慢、稳定增长，但企业年度科研开支从其上任前一年的149亿多美元，飙升到他离任后一年的663亿多美元。

    原来，韩国科研行业由政府主导。如1978年，韩国政府科研开支高达10.56亿美元，而企业开支仅7.8亿美元。到1982年，韩国企业的科研开支第一次微弱赶超政府开支。到卢泰愚在执政党内接班的1987年，企业科研开支对政府开支赢得压倒性优势。卢泰愚担任总统期间，韩国企业科研开支不但数额飙升，而且在全国科研开支中的比例达到韩国第六共和国时期的最高水平，仅企业科研开支一项就远远超过了三种技术引进的总开支。

    表3  韩国政府、企业科研开支统计（费用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政府科研开支 企业科研开支

    1978 1056 780

    1979 2194 792

    1980 1800 1025

    1981 2016 1652

    1982 2643 2688

    1987 4902 14950

    1988 5230 19312

    1989 5750 22423

    1990 6510 26989

    1991 8158 33426

    1992 8785 41105

    1993 10390 51140

    1994 12602 66345

    不过，韩国企业的科研开支大部分是技术吸收、消化、改进开支，并非自主创新开支。例如，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技术吸收、消化、改进开支往往是技术许可证进口费用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配套的资本货物购买、安装、技术指导、技术开发费用也高达技术许可证进口费用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此，表3的企业科研开支中，绝大部分费用应当是技术吸收、消化、改进开支，不可能是自主创新开支。

    也就是说，韩国在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之前，其推动知识产权密集产业飞速兴起的基础工具主要有三个：变卖市场要素、创造社会阶梯、狠抓技术引进。在技术引进领域，韩国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个：企业主导并由政府补贴的三类技术引进，企业主导的吸收消化型科研活动。

    因此，韩国的知识产权崛起或知识经济崛起远非政府主导科研市场的结果，更非政府主导技术引进市场的结果，也不是政府或者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结果。恰恰相反，韩国的知识产权崛起或知识经济崛起需要努力消解“汉江奇迹”创造的毒瘤，削弱政府在科研市场、技术引进市场、自主创新市场的参与程度。正因为韩国需要在疗伤的同时谋发展，其科技、经济崛起的速度远不如日本迅猛。

    不过，韩国通过抢占中国市场，大规模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输出资本货物，回收了大量科技资本。这笔钱支撑韩国开展更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在不少领域取得了对日、美、欧的科技竞争优势。尽管如此，韩国目前的科技产业、知识产权产业仍以技术引进为主。对韩国而言，脱离企业需求，由政府搞一个自主创新主导的科技产业、知识产权产业，这既不可行，也不必要。?

    六、韩国知识经济需要一种自生自发的平民化崛起

    仅仅靠卢泰愚的改革，韩国很难全面改革“汉江奇迹”遗留的体制、机制。为此，韩国需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让人民来改革这些体制、机制。新的改革不是要探索一种最好的体制或者机制，而是要通过人民的协商、选择，在韩国容纳大量不同的体制、机制，包括把“汉江奇迹”遗留的体制、机制封存到一些地区、行业，使之从毒瘤变为血肉，对整个韩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韩国第六共和国的探索与实践表明，过度普及任何一种体制、机制都是低效率的制度安排，由人民在小规模的地方治理单元中自由探索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形态，乃至相互矛盾或冲突的体制、机制，这可能是更好的制度安排。

    如韩国资源禀赋优异，地理位置优越，但受“汉江奇迹”遗留的体制、机制影响，韩国经济发展效率不如很多发达国家或穆斯林国家。正如IMF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2年，韩国人均GDP仅23113美元。相比之下，日本、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挪威、卢森堡的人均GDP分别为46736、49922、52232、55158、67723、99462、107206美元。这些国家的知识经济主要是广大平民自生自发探索、合作的结果，其容纳的体制、机制非常纷繁复杂，远不如韩国那么单一、粗糙，但效率比韩国更高，成就比韩国更大。

    再如，韩国人口、经济规模都超过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国家，是全球前15大经济体。但是，从WEF发布的报告?看，韩国很多竞争力指标不如这些高度自由化的穆斯林国家。如韩国的全球综合竞争力仅居全球第25位，落后于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马来西亚等国。韩国的创新力居全球第22位，商业复杂性居全球第24位，高等教育和培训竞争力、产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分别排全球第19、33、78位。

    此外，韩国金融市场发展竞争力仅排全球第81位，韩国企业的技术获得力、科研机构品质、最新技术的获得力分别排全球第22、24、27位。韩国大学和产业的R&D合作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获得力、风险投资获得力分别排全球第26、33、115位。

    韩国公共服务水平极低，如警察服务可信度、政府开支的浪费水平、法律制度解决纠纷的效率、企业的政府法规负担水平、政府决策透明度分别排全球第47、80、84、95、137位。韩国对财产的保护水平，尤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很低。如韩国对投资人的保护力度、对财产权的保护水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司法独立程度、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水平分别居全球第41、55、48、78、124位。

    从WEF报告看，韩国并没有学到欧美知识经济制度的真谛，也远未建立一个能够与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竞争的经济、商业、科技、教育、司法、创新体制。个别科技财阀的一枝独秀或全球领先的专利密度实际上是韩国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如果不尽早对国内的经济、商业、科技、教育、司法、创新体制进行触及灵魂的改革，推动知识经济出现新一轮自生自发的平民化崛起，那么韩国经济、科技发展有可能陷入停滞。

    从这个角度讲，在卢泰愚之后，韩国不再需要一个新的伟人为整个国家建纲立制，而需要一个伟人把人民推送到必须依靠理性思考、理性互动、理性秩序为各个小型地方政府建纲立制的新环境中，让每一个韩国人都来分担以头脑经济赢得国际竞争的责任。

    七、卢泰愚对山东发展的建议

    就任总统后，卢泰愚总统多次派特使秘密访华，磋商中韩建交事宜。1992年8月24日，韩国顶住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

    中韩建交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收益。如1992年中韩贸易额仅50多亿美元，到2012年，中韩贸易额超过2500亿美元。中国也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建交时，韩国GDP仅2380亿美元，到2012年增加到11296亿美元。同期，中国GDP也从26923.5亿元增加到519322亿元，增加了18.29倍。作为韩国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期山东省的GDP也从2196.53亿元增加到50013.2亿元，增加了21.77倍。

    作为中韩合作的奠基人之一，卢泰愚曾到山东祭祖，并多次会晤山东地方官员。他曾指出，山东不但应向韩国企业开放产品、服务、知识产权三大贸易市场，最重要的是需要向韩国企业开放资本市场。他从未建议山东借鉴韩国的经验开展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

    不过，我们要认识到，卢泰愚对山东的发展建议仅侧重开放，却不触及改革，其内中的深意值得我们警觉。从历史经验看，“国内改革”赢得与“对外开放”的赛跑，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赢得与“外国内部改革”的赛跑，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知识经济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持续崛起。如果我们不开展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综合配套制度改革，我们大批企业和资产今后很容易被外国竞争对手俘获。

    在内部改革上，我们要认识到，韩国的股权社会化实际上不是欧美国家那种暴风骤雨式的私有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化。如企业从国家一股独大，在证券化资产急剧膨胀的过程中，变成全社会都可以投资，都可以持股，变成全社会共有的企业，这也不是私有化，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公有化。

    过去二十多年中，山东历届政府都把开展国有经济的股权社会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然而，山东的改革远未触及灵魂，其股权社会化改革远未进入各战略产业。促进山东知识经济崛起的社会主义综合配套制度改革也远未兴起。因此，山东的改革还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魄力，需要在股权社会化和综合配套制度改革领域取得新突破。

    （信息来源：知识产权竞争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