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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是围堵、遏制中国的利器吗?
2014-03-10 10:09:00 阅读

    2013年12月,TPP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计划结束谈判,签署协议。然而,日美关税分歧使这一计划流产。2014年1月,日本经济财政再生大臣甘利明与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达成一致意见,立即就关税分歧开展双边磋商,推动TPP在年内生效。

    TPP是世界历史上最大、最激进的贸易自由化协议,在知识产权等大部分领域将完全淘汰WTO协议,可能形成国际经济领域的“八国联军”并共同围剿中国,也可能被我们所用,成为支撑中国新一轮崛起的国际大舞台,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一、TPP谈判保密,但内容激进

    TPP谈判及其产生的文本完全保密,不向公众开放。即使在美国国会,很多议员都没有权力看到协议文本。为此,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曾提出正式动议,要求政府公开TPP文本,供全民参与讨论,但遭到了国会和政府的拒绝。

    TPP成员国秘鲁、智利的国会也积极反对TPP的保密措施。如2013年8月,智利参议院通过动议,全体参议员一致要求总统公开TPP文本,供全民参与讨论,但被总统拒绝。

    智利政府提出的理由是,由于公开讨论引发了剧烈抗议,在2005年,“可能改变美洲命运”的全球规模最大、内容最激进的贸易自由化协议——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被迫流产。为此,确保TPP谈判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不能突破的基本原则。

    然而,维基解密、揭露TPP(Expose the TPP)等网站宣称已攻破有关国家的政府数据库,“窃取”了TPP文本和记录。它们指出,TPP内容古怪,全文有29章,但仅5章涉及贸易协议,其他涉及投资保护、食品安全、互联网自由、药品公平、金融管制、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

    “揭露TPP”指出,TPP的内容过于激进。例如,它设立了投资人国家制度(Investor State System)。按照该制度,任何个人或公司如果认为其投资遭到国家行为的威胁(threat),可不在任何一国国内申诉,直接起诉到联合国法院。“揭露TPP”认为,这会危害国家立法,以及健康、安全、环境管制等。例如,已生效的美国-秘鲁双边贸易协定就包含这个条款。近期,秘鲁政府因严重的环境污染关闭了美国人投资的一个企业Renco集团,后者直接起诉秘鲁政府,并索赔8亿美元。“揭露TPP”认为,Renco集团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它的诉讼如果逼迫秘鲁政府放弃环保处罚决定,可能对秘鲁造成巨大的环境灾难,更会剥夺秘鲁法律在国内的至高权威。

    在知识产权领域,“维基解密”最近发布了数百页文本草案,其内容引起了全球热议,如版权保护期限将延长到作者死后100年,药品专利保护期将延长,将设立违反人权与“正义程序”的知识产权海关审查措施。为此,很多公司开始为TPP生效后的世界知识产权秩序“加班加点地侵权”,如大量发行未来将侵权的经典作品,加快仿制药生产规模,向海外渠道囤积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等。

    二、日本是TPP生效的最大障碍

    日本是世界最保守、封闭、僵化的经济体之一。它的文化和体制与西方有天壤之别,保留着落后的官僚体制、警察体系和扭曲的程序法,被很多西方国家看做“专制国家”,也与东方存在天壤之别,与中国自由开放的格局格格不入,如美国世界五百强公司玫琳凯集团在全球有700多万雇员,已在中国有300多万雇员,但在日本几无立足之地。

    日本内部意见相互掣肘,对TPP提出的修改提议相当保守,是TPP生效的最大障碍之一。如日本内阁认为,签署现有的TPP文本,10年内日本GDP将增加数万亿日元,但农林水产省认为日本将损失11.6万亿日元,导致约340万人失业。经产省认为,日本如果不参加TPP,韩国一旦同中国、美国、欧盟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日本GDP将减少10.5万亿日元,失业人口将增加81.2万人,如果中国加入TPP而日本不加入TPP,那么日本经济将崩溃。

    日本广大农民反对开放市场,反对签署TPP,但大批日本企业认为,日本、韩国、中国都应加入TPP,因为中日韩三国GDP约占亚洲70%,但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区域内40-70%的贸易依存度相比,中日韩的贸易依存度只有约25%。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的21%下降到了2011年的16%。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到2013年出现了令人恐惧的剧烈下滑。

    这表明,日本、韩国正在关闭面向中国的经济大门。

    很多日本企业认为,日本、韩国的“政客们”缺乏自由开放的世界观,把对中国的畏惧强加到了财经界。因此,它们提议,日本应等待中国,说服其他TPP成员国与中国一起签署TPP,而且日本、韩国都应“重新向中国开放”,加大中国人员、资本、产品和服务流入韩国、日本的规模,大力提高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以经济一体化消除政治分歧。

    三、围堵、遏制中国可能是TPP的初衷

    有些西方专家指出,TPP大量规则和条件为中国“量身打造”,专门针对中国。中国无法接纳这些规则和条件,因为接纳这些规则和条件需要成员国支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

    这个主张非常荒唐,因为美国曾积极邀请柬埔寨、马来西亚加入TPP,后者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水平上,远不如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看似采纳了一些西方治理模式,但西方几乎所有最理性、最健康的制度安排早已在中国古代兴起和滥觞。中国发展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制度的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深度最大。在中国,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充满了率真、勃发、个性化的自由表达,既有恢弘恣肆的开放精神,又有瞻前顾后,照顾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深思熟路。

    与任何国家不同,中国是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山岳文明、草原文明最和谐、持久的共生体。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中国就以湖南、甘肃、中原、华东等地为中心发展出了“和而不同”的大国精神,既有内陆文明的厚积薄发、高瞻远瞩,又有河海文明的聪明睿智、灵活脉动。一旦这种文明有机会安心发展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贸易,其张力、耐力和爆发力将天下无敌,造福整个人类文明。

    然而,西方大部分人未必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禀赋,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张力、耐力和爆发力,却未必相信中国会造福世界。如西方一些官员、专家认为,围堵、遏制中国是TPP谈判兴起的初衷之一。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劳拉?泰森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政策、中美经济关系的演化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失望,希望中国遵守国际规则,TPP不能接纳一个“玩弄制度(gaming the system)”的国家。日本安倍晋三首相宣布,TPP将通过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观保卫日本的安全。他引用TPP一位行政官员的话说,“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协议”。

    再如,《美国金融时报》首席专栏评论家戴维?皮领(David Pilling)指出,TPP就是一个“仅排斥中国的俱乐部(anyone-but-China club)”。他说,“TPP未言明的目标就是专门建立一个排斥中国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

    四、不能让智利对苏联的恐惧扭曲世界知识产权新秩序

    TPP最原始的文本和框架由智利总统拉各斯拟定。很多专家认为,拉各斯发起TPP谈判,并亲自拟定TPP谈判原则、基本内容的初衷,确实可能包含排斥中国的因素。

    TPP有深厚的经济思想、历史文化禀赋,与拉各斯、皮诺切特两位智利总统之间的斗争与和解有密切关系,其立法本意确实可能要把中国排斥到“世界自由经济与知识产权新秩序”之外。

    (一)拉各斯成为皮诺切特将军的“敌人”

    拉各斯(Ricardo Froilán Lagos Escobar)出生于1938年3月2日。他从智利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从事律师工作,后去美国杜克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拉各斯曾担任智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政治与管理学院院长、智利大学秘书长,以及智利大学法学院教授。在2000-2006年期间,他出任智利总统。TPP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率先倡导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长期以来,拉各斯是一名左派社会主义者。他接触弗里德曼经济学的时间很晚,他的西班牙祖先曾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臣服”穆斯林强权约700年,其血液中缺乏希腊、奥地利、英国的自由主义基因,所以他较难理解、尊重这种经济学过于激进的古典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这也不能全怪拉各斯的教育或民族背景,因为即使在美国,弗里德曼也是信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界的“公敌”。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对一些国家领袖,如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皮诺切特将军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即使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人们仍能成功抵制弗里德曼经济学院的建立,并阻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大学的传播。

    受大环境影响,智利二战后滥觞的经济思想非常单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接近社会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的古典自由主义严重缺乏传播、应用的机会。

    智利的经验证明,如果人们不能在自由烂漫的求学时代,从极致深远的大量思想体系的剧烈碰撞中,形成尊重理性与自由选择的基本态度,他们就很容易长期执迷于单一的思想体系,通过对抗甚至暴力来解决各种个人,乃至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理性的自由主义与理性的和平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这是最难养成的精神习惯之一。

    例如,拉各斯的左派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终生未变。他的“敌人”——皮诺切特将军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终生未变。他们之间的斗争塑造了智利当代史。

    (二)拉各斯成为皮诺切特将军的“逃犯”

    拉各斯在1961年加入激进主义左派政党,后来成为左派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倚重的联合国特使。在1970年总统大选中,智利的过度民主 引发了危机。左派阵线联盟候选人阿连德获得36.3%选票,右派、中派候选人分别获得35%、28%选票。为了获取中派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阿连德签署了《宪法保护条例》。之后,阿连德在1970年11月3日组建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1972年,阿连德总统提名拉各斯担任驻苏联大使,但国会反对,认为拉各斯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对国家不利。同时,阿连德本人缺乏智慧,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和底牌。他公开学习苏联的做法,引起了智利精英阶层的恐惧,因为欧美舆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权存在一个频繁开展权力清洗的内部机制;这个政权要顺利运转,必须定期、大规模清除军队和政府中的异己集团。这个舆论还认为,苏联军警部门频繁出现叛逃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每一次的政权更迭后,首先要清洗的就是军警官员。

    为此,在人们预期的阿连德苏式改革启动前,智利很多人已不相信阿连德能信守《宪法保护条例》,所以智利陆、海、空三军以及警察部门的高官为了“自保”,突然发起了组织涣散、目标模糊的军事暴动。

    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在暴动前一天才被说服参加暴动,于是派兵包围了总统府。不受皮诺切特指挥的空军则直接派战斗机突袭总统府大楼,炸死了民选的阿连德总统。为了扼杀社会主义,皮诺切特突击逮捕、关押、杀害了数以万计支持社会主义的官员、学者和平民。

    国内暴动发生后,拉各斯流亡到阿根廷,担任拉美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后来,他成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访问学者,并在1975年担任联合国开发署顾问。1978年,他以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雇员身份返回智利。在1980年代,拉各斯以智利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Chile)领导身份发起“恢复民主”的运动,后成为左派民主阵线联盟的领袖。

    (三)拉各斯成为皮诺切特将军的“朋友”

    拉各斯认为,智利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引发了更大的悲剧,失去民主是这种恐惧给智利带来的最大灾难,因为民主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没有民主,智利人民的自由会被扭曲,经济发展也会逐渐远离人性目标。他呼吁,智利要不惜任何代价恢复民主,但决不能再对任何国家领袖、个人或者集团实施暴力。

    因此,拉各斯呼吁他领导的反对派支持皮诺切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支持后者用和平方式“还权于民”。

    的确,在上述暴动结束后,皮诺切特将军开始了漫长的独裁统治。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种独裁者会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抨击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教授,竟能全心膜拜、言听计从。

    这使智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现代国家。例如,皮诺切特从美国请来弗里德曼教授,让他指导一批年轻人实施全世界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发了整个欧美世界的改革浪潮。其结果是,智利成为拉美世界人均GDP和经济竞争力最高的国家。积极参加改革的英美国家实现了新的经济崛起。排斥改革的日本则陷入长期经济低迷,并因为没有采纳弗里德曼教授对教育、医疗部门,以及社保资金、社会储蓄管理系统的私有化改革建议,沦为发展效率、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

    (四)拉各斯成为皮诺切特将军的“信徒”

    有趣的是,自由思想终将容纳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拉各斯在左派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上接纳了古典自由主义,皮诺切特也在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接纳了左派社会主义。

    他们两人之间的和解,促成了智利新社会主义政权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尊崇。这个政权对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独裁者的宽容,成为西班牙民族占领大部分拉美土地后,在内部治理上取得的最大成就。这个成就表明,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西班牙民族能在拉美这片巨大的土地上结束平庸,开始创造伟大的新文明。

    例如,结束海外逃亡回到智利后,拉各斯呼吁人们支持自己的“敌人”——皮诺切特将军寻求自保的1980年宪法。根据这个宪法,皮诺切特在1998年3月前,有权保有陆军总司令职务。新宪法还规定,在任6年以上的总统自动成为终身参议员,并豁免法律诉讼。新宪法生效后,在1990年,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结束。但拉各斯反对任何政治清洗,支持他领导的左派民主阵线“和平治国”。

    面对智利的经济成就,拉各斯变成了皮诺切特将军的“拥趸”。总体上,他领导的左派民主阵线维持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五)拉各斯想用古典自由主义遏制中国

    问题在于,拉各斯接纳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恐惧,认为苏联模式会腐蚀其他国家。  他还支持智利自由经济的海外扩张,相信自由经济需要一个更大、更健康的国际市场,只有更开放、广泛、深入的国际竞争才能使自由经济更贴近人们对人性的探求。基于这种恐惧和信念,作为一名擅长“建纲立制”的联合国经济学家,拉各斯总统最早提议、规划的TPP可能确实会排斥那些没有接纳弗里德曼经济学的国家。

    也就是说,很多TPP谈判国,尤其日本其实没有看清TPP这个国际公约的立法本意。TPP主要用于推广弗里德曼经济学,未必专门指向特定国家。实际上,日本从未经受任何自由思想的冲击,企业和社会组织体系承受自由秩序的能力其实很弱。如果日本不能在教育、医疗、社保、金融等领域进行“触及灵魂”的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那么TPP率先摧毁的经济体就是日本。

    与日本不同,中国有巨大的国土、市场、文化纵深,中国企业和社会组织体系承受自由秩序的能力超过全球任何国家,能吸纳任何自由贸易协议的冲击,并把这种冲击完全化解。

    也就是说,无论TPP的初衷是什么,无论美国是否想把TPP变成围堵、遏制中国的利器,中国加入TPP都会利大于弊。排斥中国加入TPP,对智利等国家也不利。正如智利国际关系专家马科斯(Marcos Robledo)的分析,任何把中国排除出TPP的做法将损害智利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是智利农产品与金属资源的最大进口国。目前,拉美与亚洲贸易已从其贸易总额的13%增加到25%,与美国的贸易额则从35%降至24%。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马科斯认为,智利等国家应帮助中国加入TPP。

    总之,我国不能像当年的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怨就主动、公开对列强宣战,结果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全球经济自由化、一体化时代,固步自封有可能让我们自绝于“世界自由经济与知识产权新秩序”之外,成为各国共同围剿的对象。

    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大方向。我们要尊重来自外国的误解、批评、对抗,要通过开放自由竞争开展对外妥协与让步,因为只要是自由竞争,任何竞争对手能会被中国强大的包容力和熔解力所吸纳。我们不善于与之对抗,但善于让对方为我所用,最终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在制度、文化领域的竞争禀赋就是能让任何对手消失。况且,TPP存在一个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其最低标准和争端处理模式对中国这种国家毫无威胁。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天生对“西方危机”免疫。如果我们加入TPP,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发现,这个协议会使中国“反客为主”,像WTO一样再次成为中国崛起的发动机。

    (信息来源:知识产权竞争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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